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地社会服务发展水平，助力“牵手计划”高质量完成，上海公益团队于2月12日-15日开展了多项实地调研以及督导服务。

走访藏式为老服务中心

团队成员调研了陇南市武都区坪垭乡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坪垭乡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是陇南市武都区坪垭藏族乡异地扶贫的重点建设项目，一直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2018年12月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竣工，总建筑面积1645.87平方米，配套建设了厨房、餐厅、日间照料室、健康保健室和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室。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还根据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开辟了“爱心菜园”和“幸福农场”，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餐盘，节省了开支，也让老人们有了归属感和幸福感。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运行有效解决了特困供养人员的吃饭、住宿、娱乐等一系列养老问题，让园区老人们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开展现场督导

舒启燕副总干事、黄剑锋博士、张慧敏博士一行来到陇南科诚办公室进行督导服务。舒启燕就社工机构的财务与人事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等进行了体系化的讲解，并现场指导相关制度如何进行完善与施行。对具体的管理操作化细节进行了详细讲解与手把手传授。黄剑锋博士与张慧敏博士就社会服务项目申请与社会服务方案设计进行了指导。对“社会服务人才培育项目”以及“康养体系下的人才+基地建设路径”的项目申报进行了督导，指出在申请和设计相关项目应立足于当地社会需要，理清当地发展阶段与发展瓶颈，从基础建设任务着手，逐步推进相关服务的体系化建设。

通过现场督导，以传帮带的方式助力了当地社会组织在自身制度建设、项目申请与实际社会服务方案设计等方面提质增能。

走访宕昌县的5个社工站

在宕昌县民政局的指导支持下及陇南科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薛丽琴的陪同下，上海公益舒启燕副总干事实地走访调研了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沙湾镇、两河镇口、理川镇、官亭镇社会工作服务站。

乡镇社工站作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服务的重要依托，承担着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专业使命。社工站作为基层治理方式的新路径，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宕昌县社工站处于起步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与困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调整。此次的实地走访，既是调研，也是督导。舒启燕副总干事协同陇南科诚服务团队就宕昌县5个乡镇社工站建设过程中的优势与困境进行了分析，梳理了服务制度及服务流程，探索了当前社工站相关政策与服务实践的契合性，讨论了下阶段社工站建设的优化建议。通过此次实地督导调研，旨在为受援机构及受援地社工站规范服务制度，细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

2月6日上午，受甘肃省民政厅一级巡视员、甘肃省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王福德的邀请，解国平秘书长一行参访了张掖路街道山字石社区、酒泉路街道友邻空间。主要观摩了当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青年之家、社工站等阵地，重点了解当地基层社区治理、社会服务工作站建设等情况，并听取社区书记、社工站负责人汇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牵手计划”积极发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引导促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投身到乡村建设中去。接下来，协会将继续围绕沪甘“牵手计划”既定任务，实施社工考前培训、社会工作督导等服务内容。

据新华社消息，2月1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全文共九个部分，包括：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强化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

其中，在第七部分的“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二十七）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中，提出深化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加快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推广日间照料、互助养老、探访关爱、老年食堂等养老服务。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升计划，加强农村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健全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关心关爱精神障碍人员。

在第九部分的“强化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的“（三十二）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组织引导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人才到基层一线服务，支持培养本土急需紧缺人才。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2023年1月2日）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党中央认为，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

做好2023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等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一、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一）全力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增产。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健全农民种粮挣钱得利、地方抓粮担责尽义的机制保障。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吨粮田创建。推动南方省份发展多熟制粮食生产，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再生稻。支持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稳定稻谷补贴，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逐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实施好优质粮食工程。鼓励发展粮食订单生产，实现优质优价。严防“割青毁粮”。严格省级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推动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

（二）加力扩种大豆油料。深入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支持东北、黄淮海地区开展粮豆轮作，稳步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统筹油菜综合性扶持措施，推行稻油轮作，大力开发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支持木本油料发展，实施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落实油茶扩种和低产低效林改造任务。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

（三）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加快发展水稻集中育秧中心和蔬菜集约化育苗中心。加快粮食烘干、农产品产地冷藏、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集中连片推进老旧蔬菜设施改造提升。推进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和水产养殖池塘改造升级。在保护生态和不增加用水总量前提下，探索科学利用戈壁、沙漠等发展设施农业。鼓励地方对设施农业建设给予信贷贴息。

（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分领域制定实施方案。建设优质节水高产稳产饲草料生产基地，加快苜蓿等草产业发展。大力发展青贮饲料，加快推进秸秆养畜。发展林下种养。深入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合理利用草地资源，推进划区轮牧。科学划定限养区，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培育壮大食用菌和藻类产业。加大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健全追溯管理制度。

（五）统筹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加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强化储备和购销领域监管。落实生猪稳产保供省负总责，强化以能繁母猪为主的生猪产能调控。严格“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完善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继续实施糖料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助政策。完善天然橡胶扶持政策。加强化肥等农资生产、储运调控。发挥农产品国际贸易作用，深入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深入开展粮食节约行动，推进全链条节约减损，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提倡健康饮食。

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六）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实行部门联合开展补充耕地验收评定和“市县审核、省级复核、社会监督”机制，确保补充的耕地数量相等、质量相当、产能不降。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探索建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机制，明确利用优先序，加强动态监测，有序开展试点。加大撂荒耕地利用力度。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

（七）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年度任务，重点补上土壤改良、农田灌排设施等短板，统筹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制定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加强黑土地保护和坡耕地综合治理。严厉打击盗挖黑土、电捕蚯蚓等破坏土壤行为。强化干旱半干旱耕地、红黄壤耕地产能提升技术攻关，持续推动由主要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更多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做好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试点。

（八）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构建国家水网骨干网络。加快大中型灌区建设和现代化改造。实施一批中小型水库及引调水、抗旱备用水源等工程建设。加强田间地头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连接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支持重点区域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推进黄河流域农业深度节水控水。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发展高效节水旱作农业。强化蓄滞洪区建设管理、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加快实施中小水库除险加固和小型水库安全监测。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九）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研究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农业气候区划工作。优化完善农业气象观测设施站网布局，分区域、分灾种发布农业气象灾害信息。加强旱涝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和农业生产防灾救灾保障。健全基层动植物疫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抓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常态化防控和重点人兽共患病源头防控。提升重点区域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水平。

三、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

（十）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前沿技术突破。支持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加强农业基础性长期性观测实验站（点）建设。完善农业科技领域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

（十一）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完成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构建开放协作、共享应用的种质资源精准鉴定评价机制。全面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和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加快培育高产高油大豆、短生育期油菜、耐盐碱作物等新品种。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有序扩大试点范围，规范种植管理。

（十二）加快先进农机研发推广。加紧研发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和园艺机械。支持北斗智能监测终端及辅助驾驶系统集成应用。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探索与作业量挂钩的补贴办法，地方要履行法定支出责任。

（十三）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快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技术推广应用，推进水肥一体化，建立健全秸秆、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收集利用处理体系。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和观测试验基地建设。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加强农用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强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风险管控。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测制度。出台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严格执行休禁渔期制度，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巩固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成果。持续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科学实施农村河湖综合整治。加强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改造。加大草原保护修复力度。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落实相关补助政策。严厉打击非法引入外来物种行为，实施重大危害入侵物种防控攻坚行动，加强“异宠”交易与放生规范管理。

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十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压紧压实各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责任，确保不松劲、不跑偏。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对有劳动能力、有意愿的监测户，落实开发式帮扶措施。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做好兜底保障。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

（十五）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要求，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扶志扶智，聚焦产业就业，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发展差距。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力争提高到60%以上，重点支持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消费帮扶，持续推进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和产地示范区创建，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财政资金和帮扶资金支持的经营性帮扶项目要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收。管好用好扶贫项目资产。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确保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持续运营好就业帮扶车间和其他产业帮扶项目。充分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保障作用。深入开展“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一批补短板促振兴重点项目，深入实施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更好发挥驻村干部、科技特派员产业帮扶作用。深入开展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专项行动和搬迁群众就业帮扶专项行动。

（十六）稳定完善帮扶政策。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成效监测评价。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不减，扎实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对帮扶项目的金融支持。深化东西部协作，组织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脱贫县开展携手促振兴行动，带动脱贫县更多承接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做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调整完善结对关系。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研究过渡期后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五、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七）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等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下沉、向园区集中，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统筹布局建设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改造提升产地、集散地、销地批发市场，布局建设一批城郊大仓基地。支持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心。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产品市场供应，确保农产品物流畅通。

（十八）加快发展现代乡村服务业。全面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县域集采集配中心，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同配送、即时零售等新模式，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向乡村下沉。发展乡村餐饮购物、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养老托幼、信息中介等生活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

（十九）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继续支持创建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支持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

（二十）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完善县乡村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县城产业承载和配套服务功能，增强重点镇集聚功能。实施“一县一业”强县富民工程。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向县域梯度转移，支持大中城市在周边县域布局关联产业和配套企业。支持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农高区托管联办县域产业园区。

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二十一）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强化各项稳岗纾困政策落实，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稳岗倾斜力度，稳定农民工就业。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测预警机制。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加快完善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制度。加强返乡入乡创业园、农村创业孵化实训基地等建设。在政府投资重点工程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推广以工代赈，适当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

（二十二）促进农业经营增效。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企业，带动小农户合作经营、共同增收。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行动，大力发展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鼓励区域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促进农业节本增效、提质增效、营销增效。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总结地方“小田并大田”等经验，探索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逐步解决细碎化问题。完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加强资本下乡引入、使用、退出的全过程监管。健全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坚持为农服务和政事分开、社企分开，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二十三）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搞好确权，稳步推进赋权，有序实现活权，让农民更多分享改革红利。研究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切实摸清底数，加快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加强规范管理，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探索建立兼顾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有效调节机制。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保障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合法权益。继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示范。

七、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二十四）加强村庄规划建设。坚持县域统筹，支持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分区分类编制村庄规划，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和建设边界。将村庄规划纳入村级议事协商目录。规范优化乡村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严禁违背农民意愿撤并村庄、搞大社区。推进以乡镇为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积极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优先保障农民居住、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和产业用地需求，出台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编制村容村貌提升导则，立足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提升村庄风貌，防止大拆大建、盲目建牌楼亭廊“堆盆景”。实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建立完善传统村落调查认定、撤并前置审查、灾毁防范等制度。制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建设指引。

（二十五）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大村庄公共空间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巩固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成果，引导农民开展户内改厕。加强农村公厕建设维护。以人口集中村镇和水源保护区周边村庄为重点，分类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及时清运处置。推进厕所粪污、易腐烂垃圾、有机废弃物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二十六）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安全管理，推动与沿线配套设施、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一体化建设。推进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和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改造，开展水质提升专项行动。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支持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改造，基本完成农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全过程监管制度。开展现代宜居农房建设示范。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落实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管护责任。加强农村应急管理基础能力建设，深入开展乡村交通、消防、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治理攻坚。

（二十七）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下沉，着力加强薄弱环节。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水平。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县域统筹，加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统筹解决乡村医生薪酬分配和待遇保障问题，推进乡村医生队伍专业化规范化。提高农村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做好农村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农村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医疗保障，最大程度维护好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优化低保审核确认流程，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应保尽保”。深化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加快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推广日间照料、互助养老、探访关爱、老年食堂等养老服务。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升计划，加强农村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健全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关心关爱精神障碍人员。

八、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

（二十八）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突出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全面培训提高乡镇、村班子领导乡村振兴能力。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强化派出单位联村帮扶。开展乡村振兴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持续开展市县巡察，推动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和村务监督委员会有效衔接，强化对村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对农村党员分期分批开展集中培训。通过设岗定责等方式，发挥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二十九）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强化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功能，压实县级责任，推动乡镇扩权赋能，夯实村级基础。全面落实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包乡走村、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包村联户、村干部经常入户走访制度。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加强乡村法治教育和法律服务，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农村扫黑除恶常态化。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农村妇女儿童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接诉即办等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深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组织开展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

（三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继续在乡村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深化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等建设，支持乡村自办群众性文化活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推进农村丧葬习俗改革。

九、强化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

（三十一）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压实地方政府投入责任。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将符合条件的乡村振兴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健全政府投资与金融、社会投入联动机制，鼓励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打捆打包按规定由市场主体实施，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农业农村。用好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差异化金融监管和考核评估等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增加乡村振兴相关领域贷款投放，重点保障粮食安全信贷资金需求。引导信贷担保业务向农业农村领域倾斜，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加强农业信用信息共享。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农作用，优化“保险+期货”。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推动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鼓励发展渔业保险。

（三十二）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组织引导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人才到基层一线服务，支持培养本土急需紧缺人才。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开展农村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提高培训实效。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完善城市专业技术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激励机制，对长期服务乡村的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方面予以适当倾斜。引导城市专业技术人员入乡兼职兼薪和离岗创业。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继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教师“优师计划”、“特岗计划”、“国培计划”，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青年人才开发行动。

（三十三）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建设，推动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加强中心镇市政、服务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同常住人口挂钩、由常住地供给机制。做好农民工金融服务工作。梯度配置县乡村公共资源，发展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体、养老服务联合体，推动县域供电、供气、电信、邮政等普遍服务类设施城乡统筹建设和管护，有条件的地区推动市政管网、乡村微管网等往户延伸。扎实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创建。

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把“三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不断提高“三农”工作水平。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多到基层、多接地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强化系统观念，统筹解决好“三农”工作中两难、多难问题，把握好工作时度效。深化纠治乡村振兴中的各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切实减轻基层迎评送检、填表报数、过度留痕等负担，推动基层把主要精力放在谋发展、抓治理和为农民群众办实事上。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坚持五级书记抓，统筹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情况作为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乡村振兴统计监测。制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做好整体谋划和系统安排，同现有规划相衔接，分阶段扎实稳步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与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

作

 者

简

介

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摘  要：我国已经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求社会工作有新的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功能。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新进程，我国社会工作需要进行新本土化。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是社会工作面对复杂和艰难问题，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全面地了解现实，根据实际需要，综合地运用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多种知识，与相关方面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和行动。它在改善困弱群体民生和生计、加强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系统—综合干预‍

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有鲜明实践特征的社会工作，只有在实践中发挥了应有作用，才能算是实现自己的使命。社会工作只有与其介入和发挥作用的实践场域相适应，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功能。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社会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本文从专业社会工作要适应新发展阶段新要求的角度，以“新本土化”的理论视角，对我国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一些分析。这是不甚成熟的思考，供同行讨论和批评。

一、我国现代化的新进程及对社会工作发展的新要求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进程及其对社会工作发展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对我国现代化的特征作了清晰的勾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和命题，指出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2022）。这里的“既有”，说明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走向现代化洪流的组成部分，它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有某种“相同”之处，因而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更有”则强调了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处理内外关系的含义：我们要借鉴外国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同时要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这就是开放和自我守成与创新的关系。它既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思路和立脚点，也可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具体领域的工作。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及其本质阐述，对我国社会工作在新发展阶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指出我国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着力解决民生方面的问题，这就给以改善民生特别是困弱群体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的社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工作必须回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秉持专业理念，扮演积极角色，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功能。

（二）我国现代化新进程面对的基本民生问题与社会工作的作用

在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我国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和动力，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基本民生方面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高质量发展是基础和基本原则。高质量发展首先指的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它可以为公共服务、民生改善、社会发展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社会事业也需要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要实现均衡发展并提高水平，基本社会服务要扩面和提升，社会发展既要有活力也要和谐有序。应该理性地看到，我国现代化新阶段还会遇到诸多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这些直接与基本民生相关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包括中低收入群体在内的就业，通过就业获得稳定的不断提高的收入；如何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使广大城乡居民获得更多福利，保障和改善人们的基本生活；如何普遍地增进民生福祉、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特别是保障困弱群体的基本生活，在兜底中提高其生活水平；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相对公平，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如何促进和保障城乡居民的社会生活参与，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设生活共同体，等等。我们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做出新的、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安排，通过科学制定政策和有效实施政策，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其中包括通过发展社会工作，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助力困弱群体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从恢复重建始，就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专业引领的特征，本土化也成为急需研究的课题（柳拯，2012）。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18部委和群团组织、19部委和群团组织关于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规划，以及后来民政部等部门发展社会工作、发挥社会工作积极作用的文件，都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也直面民生问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解决。在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社会工作应该与时俱进、贴近现实，适应国家经济社会新发展战略和民生发展新要求，更加自觉地参与新的民生问题的解决，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进行“新本土化”，在高质量发展中助力民生问题的解决。

二、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意涵

本文使用“新本土化”的概念，是想说明现代化新阶段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与以往的本土化有不同。大略说来，是想指出新发展阶段的本土化与社会工作恢复重建初期的本土化在程度和领域上有不同，或有明显的新时代特征。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对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引进的社会工作的适应化改造和发挥作用的过程。笔者较早关注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并从专业社会工作和行政社会工作两个角度，初步分析过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特点（王思斌，1995）。笔者还专门撰文论述了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指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就是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制度体系），同其相互影响而适应中国社会需要并发挥功能的过程（王思斌，2001）。社会工作本土化是社会工作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会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环境的主导性影响（曾家达、王思斌、殷妙仲，2001）。在新近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核心路径是“融入”，即专业社会工作全面融入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体系，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陆士桢、王志伟，2020）。也有一些学者基于具体服务实践，提出社会工作的“本地化”策略（周永康、李欢，2020）。这些研究视野宽阔、贴近实际，是有启发意义的。

实际上，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个较宽的概念，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相当复杂的机制。比如，从内容的角度看，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可以包括整个模式的本土化，价值观念和伦理的本土化，工作方法的本土化，评估指标的本土化，等等；从机制方面看，可以有专业社会工作的主动本土化、被动本土化、互构本土化；还可以讨论本土化的程度：从表层的、局部的本土化到本质性的全面的本土化，等等。对于这些，我国还缺乏比较系统的实践、分析、总结和研究。

或许可以认为，自恢复重建起到21世纪初，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还是初步的，主要表现为社会工作教育群体的专业自觉：社会工作教育（理论、方法、工作模式的选择）要考虑本土因素，社会工作实习和实践要主动适应现实的要求，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不能“食洋不化”，而是要符合中国实际。在这些本土化的环节，学者们强调了专业群体的能动作用，即社会工作专业群体应该自觉地进行上述实践；在实践和实习方面，很多学者对“专业关系”进行本土化分析和建构，一些学者反映现有的社会工作教科书的某些知识内容与中国现实耦合不够，等等。这些对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的反思，对理论与重要实践分离的质疑和批评，是促进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动力。笔者把自恢复重建以来的那些局部的、零散的、表层的专业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实际相衔接的本土化认识和实践称为初步本土化。

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制定了务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要完成一些既与以往的发展相衔接，又要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新的发展，社会工作就应该积极参与这一发展过程，同时要求在新的领域和更高层面实现本土化。本文姑且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新本土化是专业社会工作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本土化，是在更宽阔领域、更大视野、更高层次上的本土化，是在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上的本土化。它表现为专业社会工作更深入地进入重要的相关领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不是独立地、纯自我反思性地选择适宜理论和方法，而是在与其他相关方面的共同实践中，进行专业介入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可以认为，新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新阶段特征，是专业社会工作在初步本土化的基础上，适应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的新要求，在一些重要领域，更加全面和本质性地实施本土化的过程。

上面这个说法阐述了“本土化”和“新”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新本土化”是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这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王思斌，2011）的发展是不同的。因为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没有“本土化”问题，它的任务是专业化。这是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主体性问题。另外，所谓“新”，指的是在初步本土化基础上的本土化，也是社会工作面对新的要求和任务而进行的本土化，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和更深层次上的本土化。“新本土化”应该被看作是初步本土化的发展和深化，是更加全面的、系统的、本质性的本土化。新本土化不但表现在专业社会工作更有效地进入服务实践的过程，而且表现于它进入新的服务领域，在本土实践中适应性和创造性地实现功能。

具体一点说，与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的新问题相适应的“新本土化”，不会停留在一般的、与非专业社会工作相区别的秉持社会工作价值、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上，而是要在具体的、关涉重大问题的情境下，思考社会工作价值观，考虑影响社会工作发挥作用的制度因素，理解和实施社会政策，了解社区文化，更加贴近民生实际，更加综合地考虑与服务对象及其环境中的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社会—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工作服务的近期与长期效果。这样说来，“新本土化”就是要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基本理念指导下，在我国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实施中，综合和灵活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吸收本土经验，有效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的过程。

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不是要排斥来自外部的专业知识理论和专业方法，而是要根据我国现代化的新实践新要求，更加自觉地选择和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方法，并结合我国本土社会服务实践经验，更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与实践含义较强的“在地化”相比，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更关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而进行系统—综合干预。可以说，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是我国社会工作在新条件下的专业自觉、国情自觉和实践自觉，也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然过程。这种“新本土化”既重视国际经验，更重视本国实践，可以看作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专业领域版”。

三、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现实基础与重点领域

（一）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现实基础

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是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和面对新的发展问题而进行的本土化。它是在初步本土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又是由于其应对新问题的不足而演进发展的。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最初发生于教育领域，高校教师在借用国外成型的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模式时，根据自己对我国国情、社会问题的特点、求—助文化、社会结构的认识，而进行知识选择，这是较早进行的本土化。接下来，在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进行专业实习时，高校教师对实习场域再次进行专业化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的磋商、选择，以使课堂所学理论知识能更好地运用于实习和服务实践，这也是实践导向的本土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决策，培养专业人才，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开展专业社会服务，为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指出了方向。接下来的中央18部委和群团组织、19部委和群团组织发展社会工作的文件，从发展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角度，推动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本土化发展。特别是民政部出台了一系列发展社会工作机构，鼓励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推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建立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相关政策，实际地推进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本土化。实事求是地说，上述措施对促进政府和广大社会对社会工作的了解认识发挥了积极作用，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共在的过程：社会工作教育界坚守专业价值，传播专业理念、知识，创新倡导专业方法；同时，这些努力必须接近和符合实际，不是让实际迎合专业要求，而是专业知识和方法要适应实际，这就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过程。

我们不应低估社会工作发展初期，社会工作界在传播知识和专业价值、创新服务方法、促进社会认同、发挥服务效能方面取得的成绩。没有社会工作的初期发展和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本土化，就不可能在社会服务、社会治理领域注入创新力量，就不可能有当前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甚至无法支撑中央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社会工作事业战略的实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服务领域的扩大，社会工作进入社会治理领域，参与脱贫攻坚，参与社会建设，原来基于书本的、来自外部的专业知识和方法在本土实践面前遇到了一定困难。这主要表现于：（1）一些在西方被肯定且行之有效的专业理念和工作方法，难以完全应用于中国的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实践；（2）中西方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上的差异，使国际化专业社会工作的运用和发挥作用有所折扣；（3）我国服务对象的需求常常具有综合性、紧迫性特点，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某些专精化的工作方法，难以有效地应对我国的现实社会问题；（4）我国社会工作专业队伍整体素质还不够高，社会工作机构发展较晚，其成员多为大学毕业生，社会阅历不足，知识面不够宽，这也影响了社会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

正是社会工作在深入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中遇到的困难，使某些同行对我国社会工作的“教育先行”模式产生怀疑，也使一些同行产生了我国社会工作“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看法。客观地说，虽然这些看法还值得认真分析，但产生这些看法是正常的。因为来自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在应用于我国实践时确实存在着张力，某些社会工作实务形式化地套用“专业方法”效果不佳，社会工作初步本土化的努力还不能满足政府和社会对它的需求。这些也正成为我们讨论“新本土化”的现实基础。社会工作如果不能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实现“新本土化”，就难以完成政府和社会赋予的任务，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二）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重点领域

我们之所以提出新本土化问题，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一些新的重要议题，其中一些问题需要社会工作参与和通过创新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实际上不只是指在新冠疫情防控领域，社会工作可以在诸多领域发挥自己的优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畅通和规范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也对社会工作更多、更深入地参与社会治理并发挥其独特作用提出了要求。社会工作在发展初期多在儿童服务、老人服务、社区服务等领域开展活动。这些服务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是有价值的，也是应该持续进行和创新做好的。面对一般困弱群体的社会服务应该有针对性地做好和精细化，在高质量上下功夫。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有一些新的重要战略任务也需要社会工作的参与。比如：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直接影响的乡村振兴明确要求社会工作参与；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困弱群体、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改善、慈善资源和社会支持的获得需要社会工作助力；在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农民特别是中老年的社会适应问题需要社会工作发挥独特作用；随着老龄化加快，城乡养老和安老服务问题更加突出，社会工作应该在其中有所作为；还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也会得到新的发展，困弱群体民生保障、更大群体的民生福祉和生活品质需要提高，也需要社会工作有新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重大民生问题已不是简单地搞活动、纾压力所能解决的，社会工作所要面对的是超越了一般“社会性”（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而进入综合民生领域，这是与服务对象的经济生活、日常生活相联系的“社会性”问题。社会工作要有效地参与上述领域的服务，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超越一般“社会性”的、更加综合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行系统—综合干预。这就是新发展进程中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要求。下面本文对新本土化的重点领域做一些分析。

社会救助和增进民生福祉。对于社会工作来说，传递社会福利，对困弱群体给予基本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是其最基本的职责，我国的社会工作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困弱群体的社会救助，已不局限于救济资源的传递，而是要包括社会救助服务，包括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促进其社会参与。社会工作服务不限于保障服务对象物质生活上的安全，还要关注其生活的意义，关注其应对不利环境的能力的增长或发展。无论儿童还是老人都是如此。这就需要对困弱群体的民生服务作更广义的理解，并致力于实现目标。

助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走向未来的旗帜和奋斗目标，社会工作助力包括困弱群体在内的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补困弱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共同富裕短板，社会工作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应该有更强的动力。按着党中央制定的战略规划，要以辛勤劳动、互相帮助、发展公共服务为基础，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以往，社会工作主要通过实施社会救助帮助困弱群体维持基本生活，在助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社会工作应该在更多层面介入和发挥作用。

参与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它涉及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构，关乎我国城乡协调发展、“三农”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除了广东等省之外，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缓慢，其本土实践主要是社会救助兜底。进入新发展阶段，“三农”问题应该逐步得到解决，发展社会工作已经写入党和政府的乡村振兴政策与规划。农村社会工作不应该局限于社会救助兜底，而应该以社会救助及服务为基础，在更大领域和更深层次上促进困弱群体基本生活问题的解决，参与乡村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居民关注的是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社会工作应该以综合性和整体视角介入乡村振兴，从生计和民生的角度促进村庄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发展。这就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新本土化”视角。

城镇化中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合。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复杂的、大规模的城镇化，其中包括大量农民工进城成为常住人口或流动人口，也包括脱贫攻坚中将一些贫困农村居民迁往城镇。这既给迁移人口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也可能给缺乏生存能力的迁移群体带来生活上的困难，一些迁入城镇的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成为问题。在现代化新发展阶段这些问题应该给予妥善解决，社会工作应该开阔视野，在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已成为党和政府近期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镇街村居层面的社会治理任务艰巨，畅通和规范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应该得到切实执行。从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基础性来看，社会工作必将在更多层面、更有效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必须学习新知识，更全面地了解基层社情民意，与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一道，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惠及民生。

参与基本公共服务。长期以来，社会工作主要着力于困弱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部门负责。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工作要继续提供面对困弱群体的基本社会服务，也要参与面向广大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做好了，包括困弱群体在内的广大居民的基本生活就会得到改善，社会工作服务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在新发展阶段，社会工作不应该回避公共服务，而要以自己的专业优势参与基本公共服务。这同样需要拓展社会工作界的视野，增强自己在政策层面和服务层面开展工作的能力。

面对这些重大问题，社会工作界需要在精准有效解决困弱群体基本生活问题的基础上，再扩大视野，扩展相关知识，增强与其他方面合作的能力，在更高层面看待和分析问题，与相关部门合作，对问题进行系统—综合干预，以在解决较难和跨领域复杂问题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四、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条件与发展

（一）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现实条件

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既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要求，也是社会工作自我发展的要求。社会工作界要以对困弱群体的基本社会服务为基本职责，同时也要力所能及地扩大自己的服务领域，以更加综合的视角，与其他方面合作，在改善民生和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有以下基本条件。（1）政府为社会工作发挥民生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提供了政策性支持。不管是要求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优势作用，还是参与乡村振兴、解决民生的兜底性问题，以及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党和政府都对社会工作发挥更大作用寄予希望，并出台了相关政策。（2）现代化新发展阶段会遇到新的问题，需要社会工作参与解决。从现在起到2035年，我国的市场化、城市化将继续发展，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的挑战会继续存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结构和代际关系也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些现代问题需要现代社会工作参与解决。（3）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群体的责任意识和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不论社会工作教育界还是社会工作实务界，都有强烈的专业服务意识，希望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民生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模式。政府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以来工作卓有成就，但是社会工作的参与领域还不够宽阔，社会工作界有强烈愿望在更多领域和更深层次上发挥自己的专业作用。（4）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持证群体。我国城市地区有一定规模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民生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他们希望得到政府和社会更有力的支持，在更多领域做高质量服务。至2022年底我国已有92.9万持证社会工作者，其中有相当部分在城乡基层做民生服务、公共服务、社区建设方面的工作，将他们学得的专业理论和方法运用于解决新问题的实践是新本土化的重要方面。（5）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和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普遍建立为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搭建了行动框架系统。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和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是面向基层的社会服务体系，也是社会工作广泛介入城乡基层经济社会生活的行动系统。社会工作站和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能更敏锐地感知基层社会的脉动和居民需要，做出反应，发挥惠及民生、增强权能、促进发展的功能，是“新本土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我国有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强烈要求，也初步具备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条件，但某些条件还需要加强。主要包括：（1）党政各部门系统要更加实质性地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并在本部门系统为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作用开辟空间；（2）党政部门要制定和实施稳定可持续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制度，支持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作用，社会工作职业化要有一定发展；（3）社会工作界要更新知识，深入参与社会工作实务和社会建设实践，加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总结社会工作参与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的经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模式；（4）加强专业社会工作群体与持证在岗社会工作群体的合作。专业社会工作群体具有较丰富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持证在岗社会工作群体则是具体提供社会服务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工作者，双方应该协同努力做好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专业社会工作者较偏于理想，持证社会工作者则不能很好地将社会工作理论和专业方法运用于工作实际。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研究者要参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试点和研究，特别要解决某些持证社会工作人员的“学而不用”问题，将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灵活有效地、创造性地运用于为民服务和社会治理实践，就是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重要任务。

（二）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发展实践与前瞻

实际上，我国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已经有一些实践。在以一定规模的困弱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村庄社区型民生、生计发展为基本任务时，关涉民生经济发展、社会资本建设和社会发展、个人能力增长与社区文化复健、民主参与和赋权增能的综合实践，实际上就有以专业化为基础的新本土化存在。广东以“绿耕”为代表的社会工作团队及“双百工程”，社会工作者在云南、四川等地进行的留守儿童救助和妇女服务、发展残疾人合作经济等农村社会工作实践，都包含了培育社区资本、促进可持续的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涵，也是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某种实践模式（张和清，杨锡聪，2016；向荣，2017；陈涛、杨锡聪、陈锋，2018），参与乡村振兴、社区发展，关注生态、生计、生活的综合性社会工作也有新本土化的特征（张和清、尚静，2021）；阐明我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要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融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也具有某种新本土化内涵（童敏、许嘉祥，2022）。或许可以大略地说，新本土化实践就是以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为基础，又不局限于割裂的专业方法和“纯社会工作服务”，而是面对服务对象需要解决的当下困难，将经济、社会、政策、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并在这种现实的复杂系统中开展综合性服务。

新本土化在综合民生领域，特别是在社区工作领域可能有更加迫切的需求。社会工作参与困弱群体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困弱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促进城乡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都需要面对复杂的现实，要有新本土化理念。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和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实质性发展，将为我国社会工作的普及和高质量发展创造新的机会，其中应该且必然包括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新本土化的发展。这可能是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特点。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综合性扩展式服务，不是要取代某些领域的专精社会工作服务，也不是要弱化和泛化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而是要客观评估社会需要，坚持专业性，增加相关知识，依据国情社情民情灵活用好专业方法，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在与行政系统和其他系统的关系上，要坚持协同思路，发挥各方优势，实现融合发展，协同解决问题（王思斌，2020）。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重大战略进程要求社会工作发挥更大作用，社会工作界也应该有更宽阔的专业视域、更务实的专业理念、更综合的专业能力，参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造福人民，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本土化”可以作为社会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11月9日下午，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简称：市阳光中心）崇明工作站组织全区青少年事务社工召开“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座谈会，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为谱写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新篇章指明方向。

会议传达了市阳光中心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的工作要求，并就下一阶段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奋进崇明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事业新征程作工作部署。

01

要践行专业社工的使命

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扛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承担起我们这一代青少年事务社工的历史使命，打造青少年事务社工的专业形象。要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有担当、有作为。

02

要树立实践创新的意识

要密切关注、动态掌握青少年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新变化，深入开展服务前置研究工作，用心用情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通过实践逐步形成创新工作模式，提供多样化、精细化的专业服务，做好青少年群体的知心人、热心人和引路人。

03

要凝聚团结奋进的力量

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在思想上求共识、工作上求共进、感情上求共融。要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和执行力，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干事创业的工作环境。

会上，全体青少年事务社工重点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青年工作的内容，立足个人工作实际进行广泛的交流分享。

倪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又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我们青少年事务社工是联结党和政府与广大青少年群体的纽带和桥梁，更是以青少年为中心，共同画好青年工作这个‘同心圆’的参与者。社工的工作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作为工作站管理人员，我更要在‘学’上下真功、在‘做’上见行动、在‘干’上求突破、在‘悟’上求真知，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内化为指导实践、推进工作的强大力量。

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带领社工队伍用爱心、用热情去温暖青少年的心，发挥联系青少年的桥梁纽带作用，让更多青少年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爱。一是带领团队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好青少年的知心人、热心人和引路人。二是锤炼实干作风，做到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两手抓、两手硬，进一步提升社工队伍整体的思想政治素养。三是努力加强梯队建设，为优秀的青年社工搭桥铺路，给予更多施展才干的舞台。四是加强创新工作理念，不断探索完善工作机制、激励机制，提升团队归属感和凝聚力。五是加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工作，打造专业社工队伍的良好形象，将社工队伍的发展融入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新格局。”

 施欢：“‘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一名青少年事务社工，我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要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要忠于岗位，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培养风向标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要时刻关注青少年工作的热点和重点，精准把握当代青少年的实际需求，切实做好青少年群体服务工作；要有甘为铺路石的奉献精神，不断融合国内青少年成长背景与现实国情，勇于探索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本土化。

朱晓华：“作为一名青少年事务社工，要积极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努力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力量保驾护航。要坚持社会工作创新驱动。扎实自身业务，提高自身素养，加强基础研究，推进社会工作技术和理论的中国式发展。”

吴丹：“作为一名青少年事务社工，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真心解青少年之忧，用真情暖青少年之心，展现新时代社工的精神风貌，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区氛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做新时代好青年。面对顺境和逆境都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坚持“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为服务对象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服务。二是注重理论学习，提升专业实践能力。牢记‘为民服务理念’不断提升个人职业素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专业、更有效的服务。三是关注青少年成长，优化服务质量。进入新时代，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面对的青少年群体更加年轻化，我们必须要走进、融入到青少年的生活中，为青少年提供契合需求的精细化服务。”

张燕：“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结尾部分，用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寄语当代青年。这让我感受到了党对青年的期望和对青年工作的重视。作为一名青少年事务社工，要立足本职岗位，积极深入青少年群体，知难而上、迎难而上，着力解决青少年困难，做好青少年的守护者和身边人；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整合社会资源，让更多青少年感受到党的关心和关爱；要敢想敢干、勇于担当，通过提高政治素养，努力提高本领，消除‘本领恐慌’和‘知识短板’，敢于直面存在的困难和瓶颈。”

12月5日是第37个国际志愿者日。向所有参与浦精大家庭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们说一句：节日快乐，谢谢你们为浦精的无私奉献，你们辛苦了！

浦精志愿服务团队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奉献的身影，他们用无私奉献、服务社会的精神面貌吸引了越来越多院内外的医务人员、退休人员、社会爱心人士等加入到队伍当中，队伍逐渐壮大，志愿者人数持续增长。当前浦精志愿服务队共两支队伍，分别为由社会中的爱心人士组成的心源志愿者服务队和由本中心的临床工作者组成心灵港湾志愿者服务队。

心源志愿者服务队，他们是教师、学生、律师、退休干部，他们把社会的关爱带进本中心，为本中心的患者和家属无私服务，让社会的温暖助力患者的康复进程。他们在疫情期间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为中心补充人力，缓解压力。引导人人防疫，从自我做起的社会新风气。

心灵港湾志愿者服务队，他们在本职工作岗位上是一线的精神科医生、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他们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做公益，献爱心，彰显了新时代的文明与奉献精神，承担了中心作为浦东新区唯一一家心理卫生防治机构的社会责任，践行了医务工作者的信仰。他们把专业的心理卫生资源带进学校，带进社区，身体力行科普心理健康知识，提升社会心理健康水平。

 “志愿者，平凡亦伟大，因尽所能，帮助他人，服务社会而加入浦精志愿大家庭，因传递爱，温暖人心，发扬互助精神而行动，他们用爱心和服务，汇聚大能量，为浦精增光添彩，传播公益力量。

12月9日下午，我校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何雪松教授联合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十余位社会工作专家学者发起的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来自上海15所高校和多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126名专业教师、实务专家参会。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阎海峰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教授，上海市社联学会管理处梁玉国处长，上海市民政局职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处张静处长出席成立大会。

大会通过了《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章程》、《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会费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以及研究会顾问、学术委员会等。何雪松教授当选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黄晨熹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任赵芳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杨锃教授、上海社邻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闫加伟先生当选副理事长，社会工作系黄锐副教授当选秘书长。研究会聘请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文科处处长顾东辉教授担任顾问。社会工作系张昱教授当选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范明林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张宇莲副教授当选监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当选学术委员会主席，社会工作系范斌教授、上海市委党校马西恒教授当选副主席。

阎海峰副校长向大会致辞并向当选的理事、监事、顾问和学术委员表示祝贺，向社会各界对学校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的成立是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社会工作服务国家战略开创新局面的一次大会，可以通过联合研究和实践，孵化出更多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培育出更多的高质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努力和贡献。他表示，学校将继续支持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的发展，希望研究会携手上海社会工作理论界、实务界、教育界，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关信平教授期待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加强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的交流与合作，从世界性社会工作发展的视野，推动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

张静处长希望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聚焦上海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上海社会工作的新发展。

梁玉国处长指出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以学术为本，促进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何雪松会长在当选感言中提出，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将继续在上海市社联和上海市民政局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与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上海市社会学会的交流，着重培养青年社会工作学者，进一步总结和提炼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智慧、实践模式和实践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专业力量。

据悉，上海市社会工作研究会目前正在办理登记手续，最后由上海市民政局批准。

12月5日上午 ，2021年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举行。本市民政部门、市卫健委、市文明办、团市委、市红十字会、市残联、市大数据中心、上海开放大学、东方数字社区发展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相关领导，以及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公益基地代表等，齐聚浦江东岸，共话“弘扬志愿精神，建设公益之城”，为活跃在上海的广大志愿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上海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雅平，代表市民政局祝全市志愿者节日快乐！

她指出，本市以公益之城建设为统领，公益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效，基本建成了以公益上海为平台、公益基地为载体、公益护照为保障、公益顾问为纽带的上海公益服务体系，汇聚了一支基本覆盖全市、涉及各业务条线、基本满足各类公益需求的志愿服务力量。

上海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已经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志愿服务事业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公益基地命名”作为市民政局的权力事项、“公益护照发放”作为服务事项正式纳入本市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接入上海市“一网通办”“随申办市民云”。

志愿服务助力城乡社区治理不断深化。“上海社区志愿服务网”已注册社区志愿服务队7000多个，实现全市居村全覆盖，累计社区志愿服务时长780万小时。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优化城乡社区治理，推进本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全社会各方参与支持公益活动的氛围持续浓厚，做志愿者，做公益，已经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一种文明风尚和生活方式。

民政部门将坚持法治思维，继续在依法规范做志愿、精准服务求实效方面下功夫，引导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不断提升志愿服务活动实效。继续针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以及其他特殊群体的实际需要，组织开展务实高效的的志愿服务，携手建设更有温度、更具人文关怀的上海公益之城。

活动仪式上，市民政局为市政府实事项目“长者智能技术运用提升行动”志愿者代表颁发感谢信，感谢活跃在9大应用场景中悉心教授长者数字技能的每一位志愿者，同时也号召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关心老年人和需要帮助的人。活动中，志愿者代表进行了集体宣誓。

2021年市委、市政府将“长者智能技术运用能力提升行动”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上海开放大学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开展了“长者数字生活‘随申学’”活动，发动全市8442名志愿者、在遍布各区的4662个服务点中，累计为逾150万人次的老年人提供了智能手机学习培训和帮办服务，助力全市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在仪式上，市民政局发布了上海市公益基地志愿服务时长百强排行榜和社区志愿服务时长百强排行榜。

市民政局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中国联通上海公司、瑞金医院等三家公益基地授牌。

这三家新授牌的单位和两榜头名状元，上海东方数字社区发展有限公司、宝山区庙行镇中环国际居民委员会等公益基地代表相互交流，畅谈在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中的心得体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表示，中国银行将全辖网点纳入公益基地建设，不断加强公益基地服务深度，创新更多公益服务模式，打造一支强有力的志愿者队伍。

目前，上海公益基地已达1.3万家，众多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居村委会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和新修定的《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为广大志愿者提供依法开展志愿服务的平台、场所、保险保障和更多便利条件，让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人人公益、处处可为”。

来源：上海民政

2021年12月11日至12日，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承办的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2021年学术年会暨“新时代中国福利制度的新目标和新挑战”学术论坛讲座在线上举行。

近200名不同高校和专业背景的知名专家学者和硕博学生共聚云端，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在线会议。与会嘉宾重点围绕“建党百年”、“养老”、“疫情”、“公益慈善”、“社会工作”等领域开展主题讨论。论坛活动开幕式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委会副秘书长黄晨熹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刘欣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委会荣誉理事长景天魁教授（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委会理事长彭华民教授宣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先后致辞。

01

大会主题发言环节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委会副理事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陈树强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委会理事、北京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熊跃根教授以“共同富裕与美好生活——变革时代中国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理论思考”为题，诠释了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并谈及变革时代我国社会政策创新的政策范式等理论议题。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委会理事、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教授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社会政策探索”为题，以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百年奋斗历程为背景，阐释了不同阶段历史进程中，中共对社会政策的探索过程及其演进脉络。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文炯教授以“数字化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题，提出“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保险制度能不能适应未来”这一现实问题，并就此议题为契机探讨未来应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进行社会保障改革。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委会副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刘军强教授以“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基于医闹、医疗诉讼和医疗差错的研究”为题，采用量化分析的方式，聚焦不同科室内发生的医疗差错问题。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委会理事、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郑广怀教授以“农村儿童主任何以从‘赤脚’走向‘工匠’”为题，提出儿童主任对自己不同的身份认知会影响对自身工作能力的要求等观点，并对中国福利制度的特点与儿童主任的未来走向进行探讨。

下半场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委会副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黄晨熹教授主持，上海市民政局残疾人福利处孙晓红处长以“推进残疾人福利工作迈向新征程”为题，从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残疾人康复两个视角介绍了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工作概况，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委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社科处处长高和荣教授以“社会福利研究的维度”为题，在现有福利理论的基础上，从文化、商业保险认可度、社会福利的社会根据、社会福利的哲学基础这四个维度来构建中国福利的制度框架。华中科技大学减贫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向德平教授以“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意蕴”为题，以社会福利视角解读乡村振兴战略，并从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的意涵、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政策取向为切入点解构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华东师范大学钟仁耀教授以“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框架设计”为题，从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定位与目标、要素构成和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框架建构的关键点等三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基本养老服务制度设计的框架。

02

本次论坛活动还开设了“建党百年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老年福利与养老保障”、“家庭儿童、特殊人群和社会福利”、“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服务”、“公益慈善组织与社会福利发展”、“福利治理中的社会工作实践”、“医患关系与社会福利发展”、“社会福利前沿理论研究”等8个分论坛。另外，活动也为硕博士生专门开设了“老年福利博士生论坛”、“家庭福利博士生论坛”、“福利治理研究生论坛”、“儿童青少年福利研究生论坛”、“福利思想与制度研究生论坛”、“福利人群研究生论坛”、“实证社会福利研究生论坛”等7个分论坛。

分论坛一：建党百年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

分论坛1“建党百年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由华东师范大学钟仁耀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熊跃根教授点评。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钱宁教授作了题为“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中的社会工作”的发言。吉林大学蒲新微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民生福祉：百年回望与未来展望”的发言。重庆理工大学张军教授作了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福利的主要问题”的发言。北京师范大学文化传播中心张明助理教师作了题为“新中国福利制度的路理研究：从剩余型到适度普遍主义”的发言。华侨大学韩艳讲师作了题为“走过一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演变”的发言。

分论坛二：老年福利与养老保障

分论坛2“老年福利与养老保障”上半场由天津财经大学焦培欣教授主持，中山大学钟晓慧副教授点评，下半场由上海大学杨锃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杨磊副教授点评。上半场浙江财经大学戴卫东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社会保障试点政策的落地逻辑——基于八项社保政策案例比较的质性研究”的发言。中山大学陈永杰副教授、研究生马晓蓝和邓逸茹作了题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践与探索：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的‘广州模式’”的发言。上海师范大学刘雯薇副教授作了题为“非正式照护负担的影子价格测算——基于福利价值评估法的实证研究”的发言。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王小晖作了题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养老模式选择、实践问题及发展路径——基于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考察”的发言。江南大学李娟副教授作了题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学理性分析”的发言。青岛科技大学研究生袁淑婷和陈为智副教授作了题为“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候鸟式养老的类型及其发展问题研究”的发言。下半场天津财经大学焦培欣教授作了题为“日本护理报酬标准制定方法及其启示”的发言。中山大学钟晓慧教授作了题为“老龄社会的风险认知与信任建立——基于上海无子女老年人参与以房养老政策意愿研究”的发言。江苏师范大学王洪斌副教授作了题为“瑞典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研究”的发言。集美大学孙文中副教授作了题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路径创新”的发言。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法官助理郭珺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王艺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刘锦楠作了题为“老年监护问题的司法实践困境与老年司法社会工作的介入路径研究”的发言。兰州大学王英副教授作了题为“舞蹈干预对老年认知障碍群体抑郁情绪的干预效果”的发言。

分论坛三：家庭儿童、特殊人群和社会福利

分论坛3“家庭儿童、特殊人群和社会福利”由长春工业大学高春兰教授主持，山东大学葛忠明教授点评。香港中文大学李薇助理教授作了题为“我国残疾人就业培训项目的收入效应分析”的发言。浙江大学姜山副教授作了题为“Material deprivatio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Child Well-Be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Family Investment Theory in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的主题发言。北京社会科学院南方助理研究员作了题为“共同生产视角下城市社区儿童之家的建设模式研究”的发言。淮南师范学院胡善平副教授作了题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机制构建及其运行绩效的调查研究”的发言。闽南师范大学陈景亮副教授作了题为“抚育式养老图景-来自进城隔代抚育祖辈的实践”的发言。铜陵市委党校李宁讲师作了题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教育观念研究——以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两家庭为例”的发言。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朱中原副教授作了题为“论青年人体面劳动的相对困境与实践进路”的发言。

分论坛四：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服务

分论坛4“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服务”上半场由四川外国语大学林移刚教授主持，西南财经大学何龙韬副教授点评，下半场由南京大学李春凯副教授主持，四川外国语大学林移刚教授点评。上半场南京大学彭华民教授和李春凯副教授作了题为“COVID-19与社会工作全球报告”的发言。青岛科技大学金英爱副教授、韩国国立庆北大学博士研究生喻传洋、青岛农业大学胡述耀讲师作了题为“国际社区抗疫社会工作服务行动的过程本质与实现模式的案例研究”的发言。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穆莉萍和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徐杉杉作了题为“新冠疫情中的国际社区抗逆力行动和评估研究”的发言。四川外国语大学谭湘颖讲师作了题为“疫情时期国际社区居民非理性情绪社会工作干预”的发言。四川外国语大学肖彦讲师作了题为“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可视化创意宣传与倡导”的发言。下半场西南财经大学何龙韬副教授作了题为“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学理来源、工作内容与研究方法体系”的发言。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柴雪等作了题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工作介入——以J省社会工作协会的抗疫行动为例”的发言。无国界社工周甜总裁和励娜行政总裁作了题为“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应急行动指南”的发言。深圳南风社会工作中心何珊珊等总干事作了题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国际社区危机干预——深圳南风社工介入涉外疫情防控的专业实践案例”的发言。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姚明月讲师作了题为“社会工作介入国际社区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路径研究”的发言。

分论坛五：公益慈善组织与社会福利发展

分论坛5“公益慈善组织与社会福利发展”上半场由南京大学田蓉副教授主持，南京大学胡明助理研究员点评，下半场由南京大学刘柳副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吴同副教授点评。上半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卢玮静副教授作了题为“互联网公益中的第三次分配：资源是如何流动的？”的发言。苏州大学徐诗凌讲师作了题为“公益组织参与灾后紧急救助的条件与障碍：以河南浚县联合救助行动为例”的发言。上海交通大学卢永彬讲师作了题为“大学生公益慈善现状与展望”的发言。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琳作了题为“行动秩序与共意性团结：互联网大规模公益协作的社会机制”的发言。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任彬彬作了题为“公共服务项目制中的社会组织结构形态分化——基于开放系统理论的多案例比较”的发言。下半场南京大学胡明助理研究员作了题为“志愿服务管理的跨部门比较：北京助老志愿服务研究”的发言。北京科技大学张瑞凯副教授作了题为“社会服务项目风险防范的实践策略——以z项目为例”的发言。成都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执行主任余长芳作了题为“‘公益慈善+社会救助+关爱援助’三位一体的困境人群帮扶模式探索”的发言。北京心和公益基金会刘斌秘书长作了题为“如何助力大学生志愿者与服务对象共同成长？——以乡村夏令营项目为例”的发言。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工程渠道合作组组长林炉生作了题为“乡村振兴的三力模式——以云霄县好厝边计划为例”的发言。

分论坛六：福利治理中的社会工作实践

分论坛6“福利治理中的社会工作实践”上半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安秋玲副教授主持，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卓彩琴教授点评，下半场由云南大学钱宁教授主持，华东理工大学梁昆副教授点评。上半场复旦大学韩央迪副教授和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郭锦蒙作了题为“服务对象如何影响社会工作者？——从关系视角解读职业倦怠与职业认同”的发言。华东政法大学井世洁教授作了题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类型及干预对策”的发言。复旦大学陈岩燕副教授作了题为“农村社会福利的递送逻辑——以农村儿童之家的建设和运营为例”的发言。南京理工大学刘江讲师作了题为“嵌入性发展剥夺了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性吗？”的发言。上海大学高树玲讲师作了题为“留守儿童欺凌侵害与抑郁的关系:绝望的中介作用和坚韧的调节作用”的发言。下半场深圳大学唐咏教授作了题为“理性人或社会人？薪资福利与专业认同对社工离职倾向的影响研究”的发言。华南农业大学卓彩琴教授作了题为“助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路径”的发言。北京科技大学李文静讲师作了题为“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功能反思与未来发展”的发言。华东政法大学朱浩讲师和硕士研究生徐姝红作了题为“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供给的困境及其机制创新研究：以上海为例”的发言。广东工业大学谭磊副教授作了题为“社会工作参与城市兜底人群保障研究”的发言。郑州大学韩江风讲师作了题为“差序互动格局：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中多元主体的角色扮演与互动关系——以X市民政局2016—2020年度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为例”的发言。

分论坛七：医患关系与社会福利发展

分论坛7“医患关系与社会福利发展”上半场由厦门大学周鼒副教授主持，深圳大学唐咏教授点评，下半场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冯文副研究员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何姗姗副教授点评。上半场西南财经大学刘派诚讲师作了题为“Gender differences of medical errors among elderly patients and disparities of medical compensa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young”的发言。University of Houston, Ph.D. candidate周辉作了题为“The weakness of the strong: Examining the squeaky-wheel effect of hospital violence in China”的发言。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杨雨萱作了题为“Analysis of dual mechanisms between caring for parents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的发言。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梁凤波作了题为“强制性社会保险的软化——中国私营企业社会保险参保行为的实证分析”的发言。下半场北京理工大学刘颖讲师作了题为“藏北牧区县医联体机制的构建：比如经验与启示”的发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胡国鹏讲师作了题为“幸福悖论：新型居家养老体系的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基于广州市6区18社区的调查”的发言。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黄小敏作了题为“山东省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的发言。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牛冠朝作了题为“信与疑之间——民众对医生反常信任的实证分析”的发言。

分论坛八：社会福利前沿理论研究

分论坛8“社会福利前沿理论研究”上半场由北京师范大学乔东平教授主持，集美大学姚进忠教授点评，下半场由北京大学熊跃根教授主持，西北大学同雪莉教授点评。上半场西北大学同雪莉教授和南京大学彭华民教授作了题为“非常规风险下的社区抗逆力能力结构与福利治理”的发言。南开大学万国威副教授作了题为“Child Maltreatment in Western China: Ethnic Disparities, Poverty-related Adversity and Policy Deficiency”的发言。河海大学杨琨讲师作了题为“我国农民工理想与现实层面的社会公民权利与责任态度的比较”的发言。包头师范学院魏成讲师作了题为“效能何以彰显？三社联动与社区为本——基于社会工作职业能力的透视”的发言。下半场集美大学姚进忠教授作了题为“可行能力的理论起点、内涵与演进”的发言。南京林业大学王梦怡讲师作了题为“后社会权利理论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发言。苏州大学臧其胜副教授作了题为“嵌入式养老的乡村治理之道：基于苏南晟泰村的个案研究”的发言。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窦媛和乔东平教授作了题为“我国儿童福利服务供给的要素、机制与未来发展路径——基于7县市的质性研究”的发言。

03

论坛闭幕环节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专委会副理事长赵一红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研究专委会副秘书长黄晨熹教授作会议总结，并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研究专委会理事长彭华民教授对优秀论文进行表彰。最后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研究专委会副理事长高和荣教授作闭幕致辞。高和荣教授指出，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社会福利发展应意识到“新挑战”必定伴生“新机遇”。社会福利的发展也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深化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在福利领域的学习、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信息平台的便捷优势，为谋求社会福利发展建言献策。

社会福利研究专委会自2009年首届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3届年会。此次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的100多名学者投稿。总计98位师生发表了演讲。主持人、发言人、点评人共来自50余所大学，6家社会服务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会议共计观看达11287人次，成为历届年会中多元化程度和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次学术盛宴。

来源于ECNU社工 ，作者ECNU社工

经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公布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

2021年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共计72项职业资格。其中，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59项，含准入类33项，水平评价类26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13项。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的一种，再次出现在2021《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位列第37项。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社会工作者明确列入“专业技术人员”大类。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明确为“水平评价类专业技术资格”，目录共140项，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位列水平评价类第40项。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自2008年起实施，截至2021年，全国共有66万余名持证职业社会工作者。2018年3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发布《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2021年1月，全国首次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全面启动，标志着我国初、中、高级相衔接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体系建成。

2021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考人数跃升至82.9万人。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已经达到157万，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超过44万个，各级成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超过1.3万家。全国已建成1.2万余个乡镇（街道）社工站，3万余名社会工作者驻站开展服务。